当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受到威胁时，总会有那么一些人，那些所谓的‘精英’‘绅士’的人，他们装出一副悲天悯人、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巧舌如簧、妖言惑众，为自己的妥协找到各式各样的理由。唐宋时有这号的人，明清时有这号的人，上个世纪日本侵略中国时也有这号人，下面看看那位名噪一时的汪精卫‘先生’的精彩表演，这是多么‘好’的文采呀！。当我们重温过这篇‘艳作’，在对照一下今天那些‘精英’们的言行、嘴脸，就知道了什么是汉奸？什么是卖国？什么是投敌了，下面我就把当年汪‘先生’的大作，再发一遍，请他们自己对号入座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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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 
重庆中央党部，蒋总统，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： 
今年４月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，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，曰：“自塘沽协定以来，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，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，采用和平方法，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，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，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。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。” 
  
自去岁７月芦沟桥事变突发，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，始迫而出于抗战。顷读倭国政府本月２２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： 
  
第一点，为善邻友好。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，无赔偿军费之要求，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，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，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，交还租界，废除治外法权，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。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，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，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，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，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，亦得以保持，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，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。 
  
第二点，为共同防共。前此数年，倭国政府屡曾提议，吾人顾虑以此之故，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。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，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，则此种顾虑，可以消除。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，对苏邦交不生影响。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，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，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，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。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，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，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，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。 
  
第三点，为经济提携。此亦数年以来，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，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，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。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，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，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，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，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，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，并应本此原则，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。 
  
以上三点，兆铭经熟虑之后，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，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，以期恢复和平。倭国政府１１月３日之声明，已改变１月１６日声明之态度，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 点，为和平之谈判，则交涉之途径已开。中国抗战之目的，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，抗战年余，创巨痛深，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，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，即抗战之目的已达。以上三点，为和平之原则，至其条例，不可不悉心商榷，求其适当。其尤要者，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，必须普遍而迅速，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，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，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，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，必须如此，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，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。  
中日两国壤地相接，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，历年以来，所以背道而驰，不可不深求其故，而各自明了其责任。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，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，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，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，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。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，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，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。 
  
谨引提议，伏祈采纳！ 
  
汪兆铭，艳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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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明：艷电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中，一般特指汪兆铭（即汪精卫）于1938年12月29日由林柏生代为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式声明，表示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，声明称为《艳电》，因29日的韵目代日为“艳”而来。